苗连营：纳税人和国家关系的宪法建构
[131] 2．人权与基本权利 随着人权条款入宪，并作为宪法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第一个条文即第33条第3款的内容，人权与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成了学界必须厘清的重要问题。
如果说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那么政府是不可能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6.3 党导民主制的民主性 党导民主制的民主性是建立在共享价值分配论的基础上的，共产党不但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代表所有参与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的利益。
可以看出麦迪逊认为形成党争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政治自由，更准确说是结社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将这些自然权利写进宪法中正是为了奠定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和给予强者更好发展的权利。社会主义是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现实统一：个人首先认同于其所隶属于的那个阶级，并通过阶级意识体现其个人意志，个人不再只是以前的笼统的群体中的无差别的散漫个人，而是积极参与集体性事业并以恰当的角色发挥反思功能（集体内民主）的战士。那么，党争民主制到底实现何种价值呢？党争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共同构成资本主义民主的核心，其目标是保障公民的消极自由。第四，一旦即使当官的不为民作主也没有马上就被赶回家卖红薯的危险的时候，公开批评国家领导就不是什么大事了，这就给言论和结社自由提供了基础。
某些共同目标和利益被视为建立民主国家的前提条件。这也可以从麦迪逊所坚持的原则看到：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即使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仍然猖獗，导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也在威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旦失去了公众的认同，国家就会发生危机。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在《政治家》中，柏拉图设想了现实的次优的法治国家。有着90多年历史、执政7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最终解散，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最终解体，苏联支持和控制的东欧各国也相继垮台。
1.1 中共领导权合法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将其领导权合法性主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绩效和历史认同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治理模式是法治，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治理模式是法治与德治并存。
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通过一个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程序而产生，那么这个国家的统治则基于程序合法性。每个公民都好像是从主人家里逃出来的奴隶。现代化让人类得以解放，让以前的奴隶做上了主人。意识形态背后总是受某种政治权力、利益支配的，事实上是权力在这里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因此制度设计不能仅仅放在抑制恶性，更重要的是弘扬德性。因此，善治应该是法治德治并存，民主集中结合。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他根据谁统治和为了谁将政体分为六种：由一个人、一个小群体和多数人掌握权力，在每一种情况下，统治者又可以是为了统治者利益行事和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分别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
现代的德性政治是新兴的代表未来方向的先进阶级的德性政治，是年轻人的德性政治，而非老年人的德性政治。法治是底线，德治是理想。
无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还是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建立的必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德性政治都应当由共产党领导。在共产主义社会，财产权和自由都是具有普遍性的。
绩效作为一种事后的正当性确实是检验政治制度优劣的最终标准，然而绩效带来的合法性具有短期性和不确定性。但是施特劳斯有意忽略了另一个以社会自由和共同自由为目标的自由主义思想，同时是超越了古典政治哲学、建立在现代性之上的德性政治思想谱系，即由卢梭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谱系。这种实体向前推移，丧失了它的统一，进行分解，而达于相对性的观点，于是就成为：第二，市民社会。个人存在与否，对客观伦理来说是无所谓的，唯有客观伦理才是永恒的，并且是调整个人生活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既要保底的4万同时又尽可能希望得到9万。孟德斯鸠亦强调优良政体须由美德支撑。
在制度实效主义者看来，与意识形态合法性、程序合法性、绩效合法性相对应的，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或者合法性在于三点：价值、具体的制度和实效。对比黑格尔把普遍性赋予国家，马克思将普遍性赋予给了无产阶级，当无产阶级变成了有产阶级，那么全人类就都是有产阶级了。
没有价值观体系的状态就是一种心理病态。相较要求一个君主具有美德和要求少数贵族具有美德，显然要求全体人民都具有美德最难。
中国共产党并非没有在意识形态合法性上进行努力。卢梭在自由和平等的道德基础上以公意原则建构了道德共同体。
洛克将自由问题归为财产问题，用现代民主制度来保护财产权。正是认识到了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巩固了工农联盟和苏维埃政权。弗洛伊德主义者与行为主义者在强调人与动物界的连续性的同时，完全无视或否认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种类独一无二的特征。中国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重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如果一个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来源于国家向民众提供了他们所满意的物品，那么这个国家的统治则基于绩效合法性。
在相对主义者看来，人世间没有高贵与卑贱、聪明与愚蠢、优美与丑恶、深刻与肤浅、高雅与庸俗之分。如果社会群体是中间大两头小（共识的社会），那么党派竞争就像一个卖苹果的和一个卖梨子的竞争，喜欢苹果的会买苹果，喜欢梨子的会买梨子，由于苹果与梨子是替代品，党争民主制是以买苹果的人多还是买梨子的人多来决定卖苹果与卖梨子的胜负。
我们还得有精神世界的健康与和谐。价值观必须建立在精神健康人的假设基础上，因为只有健康人的选择、爱好和判断才能向我们表明什么是对人类有长远意义的。
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将道德政治中抽象的权利问题具体化为穷人的财产权利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是革资产阶级的命。[65]马克思反对剥削与压迫，主张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由此到达道德政治的最彻底、最高也是最后的阶段，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第二波现代性解决了第一波现代性的形式化问题，建立形式性和实质性相结合的现代性，真正实现了自由、平等和博爱，而非第一波现代性中虚假的、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和博爱。
[37]霍布斯、洛克和卢梭都主张社会契约论，洛克与霍布斯和卢梭最大的不同在于洛克的国家主权来自于人权的部分让渡，而霍布斯和卢梭的国家主权来自于人权的全部让渡。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
能够普遍化的意志一定是道德的，因为它要求的是在公民中一个人的意愿能够通过被所有人所意愿而转化为法律的必然性，为此它只能欲求全体普遍欲求的东西，而不能包含任何特殊的个别的目标，否则将立刻变质和瓦解自身。资本主义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也是文化上的。
这只是中国学界的主流，实际上在各个文明的开端，有关法治和德治的争论就开始了，至今为止也没有停止过。在康德看来，理性有两种功能，即作为认识能力的理论理性和作为行动能力的实践理性。